中国的盆栽与盆景起源于唐代以前，经过宋代的发展，元朝至清朝中期的兴盛和二十世纪以后的革新这样几个时期。至今约有一千三百年的历史。盆栽、盆景从元朝起称“些子景”，明代称“盆玩”、“盆景”，清朝统称“盆景”，二十世纪以后，才分别称为“盆栽”和“盆景”。

(一)创始和发展时期

盆栽、盆景创始于唐代以前，在唐代已有一个基本体式，它往往是植物与绮石合栽在一个盆里，可谓植物和绮石的结合体，是观赏植物花果及观赏绮石的艺术品。例如1972年在陕西乾陵出土的唐代章怀太子李贤墓甬道壁画上两个内侍手持两盆盆栽，都是在盆里放三、五块石，其上栽两株花果类植物，似对植物有约束之意，但尚无雕塑迹象。又如唐人冯贽《记事珠》云：“王维以黄瓷斗贮兰蕙，养以绮石，累年弥盛。”也是植物与绮石同栽并赏。这种基本体式，可说是一直流传到现代，表现在厦门盆栽特别明显。

宋代盆栽、盆景的发展，表现在植物品种繁多，有松、柏、枫、梅、菊、竹、牡丹、荷花、菖蒲等等。树的体态不仅是约束，而且有雕塑的姿势。有直立、有曲折、又有悬崖式。布局方法也多样化了，除植物配石外，也有单栽植物、或仅置绮石者。大则布置于庭园，小则陈列于几案。更有用奇石制作盆景的，甚且有造山水盆景方法的记述，其发展情况概可想见了。例如北宋政和年间名画家张择瑞《明皇窥浴图》中所画盆栽，有松陈列于案上，本大、苍老，树干略呈曲折状，树冠分布有序，栽以圆形深盆；牡丹、荷花配玲珑奇石，栽于长方浅盆。又佚名宋代人物画里面，案上陈列盆栽七盆，盆有大小、方圆、深浅，植有榆、枫、松、柏、菖蒲；树之枝干既呈自然之姿，也略带雕塑之势；有独树或孤石，亦有树石兼栽。还有一宋代人物画，同时放置两盆松树盆栽于地下。

盆栽、盆景在这时由于比较发展，随着文化、经济的交流而传播，同时它又由于在唐朝时已为宫室的装饰观赏品，随着历朝京都的迁移，传布就更广了。各地为适应不同的气候，就地选择不同树材、石材进行培育塑造，故其后各地塑造手法，都因而差异。

(二)兴盛时期

元朝至清朝中期盆栽、盆景不断兴盛起来。

这里先说元朝。元朝盆栽的塑造技术有很大提高。例如元朝画家李士钊画的《偃松图》，并题云：“一株天下无真松，间年火劫为始终。问形势欲挐云空，春风秋月郁葱葱。梢为华盖身为龙，不随绮里夏黄公。”“忆我盘山曾道逢，又忆画者苏髯翁(指苏东坡)。”画中的盆栽以松树为主体，松干俯曲，抱石而偃，苍老古朴，石形玲珑，植于大长方形浅盆，此画为元代盆栽最形象的写实。这样的布局和我们现代的做法没有两样。

元代又有高僧韫上人，作盆栽景物，取法自然，饶有画意，称“些子景”。此为前人对盆景有记载名称之始。

到了明朝，史料对盆栽，盆景专门记录较多，论述亦详，从而可以看出当时的盛况。例如明代文震亨所撰《长物志》中“盆玩篇”云：“盆玩时尚以列几案者为第一，列庭榭中者次之。余持论则反是。最古者自以天目松为第一，高不过二尺，短不过尺许，其本如臂，其针若簇，结为马远之敲斜结曲；郭熙之露顶张拳；刘松年之偃亚层叠；盛子昭之拖曳轩翥等状，栽以佳器，槎丫可观。”又云：“又有古梅，苍藓鳞皴，苔须垂满，含花吐叶，历久不败者亦古。又有枸杞及水冬青、野榆、柏之属，根若龙蛇，不露束缚锯截痕者，俱高品也。”盆栽发展到这时，已具有相当高的塑造水平和审美水平。讲究雕塑方法，使盆栽丰富多采，并要求不露束缚锯截痕，根若龙蛇；也讲究配佳美的盆。这样要求是高的。象此盆栽，自是相当可贵了。文中所述全系指盆栽，其时称为盆玩。

明朝还有屠隆所作《考槃余事》中云：“盆景以几案可置者为佳，列庭榭者次之。最古雅者，如天目之松，高可盈尺，本大如臂，针毛短簇，结对双本者，似入松林深处，令人六月忘暑。如闽中石梅，乃天生奇质，从石本发枝，且自露其根。如水竹，亦产闽中，高五、六寸许，极则盈尺，细叶萧疏可人；盆植数竿，便生渭川之想。此三友者盆景之高品也。”从这里看到明代对盆栽的欣赏深入到令人似入松林深处，六月忘暑的意境和“松竹梅岁寒三友”的诗情，是亦以此三友作为迎春之佳品。据《漳州府志》云：明朝永乐年间，长福(即百花村)已种花果出售，素有“卖花长福”之称。他们把花果挑到石码（今龙海）、厦门去卖。并转销台湾，上海、广州等地。主要有梅花、水仙、茶花、柏、榕，黄杨做的盆栽。这记载与《考槃余事》所载相吻合，说明这时漳州盆栽已闻名海内。

明朝的绘画也反映了当时的盆栽。明仇英画《金谷图》，在花园里放两大盆栽，盆为四弧斜形，浅式，一似枫树，一仅见老枝干：另一立式花盆，如古花瓶状，下有几座，盆内有曲式古树，无叶：其盆深如瓶者和现代的悬崖盆无异。这是盆栽置于庭园的历史写真。

降及清朝，人们对盆栽、盆景不仅有文字著述，而且诗词相当多，叙述更详，可说是盆栽、盆景之盛到了进入诗坛了。一个盆里面往往兼有盆栽和盆景两个内容。其中有以树为主体的，也有以山水景物为主体的。这时统称为盆景。例如李符词云：“红架方瓷花镂边。绿松刚半尺，数株攒。断云根取石如拳。沈泥上，点缀郭熙山。移近小阑干。剪苔铺翠晕，护霜寒。莲筒喷雨冥飞泉。添香霭，借与玉炉烟。”又龚翔麟词云：“三尺宣州白狭盆。吴人偏不把，种兰荪。钗松拳石叠成村。茶烟里，浑似冷云昏。丘壑望中存。依然溪曲折，护柴门。秋霖长为洗苔痕。丹青叟，见也定销魂。”这两阕词咏的是半尺小松数株攒的盆栽，同时又是“点缀郭熙山”和“钗松拳石叠成村”的盆景。它们的水平提高到使丹青叟一见销魂。

康熙年间园艺家陈淏子著的《花镜》一书中专有“种盆取景法”章节，记述“近日吴下出一种，访云林山树画意，用长大白石盆，或紫沙宜兴盆，将最小柏、桧或枫、榆，六月雪或虎刺、黄杨、梅桩等，择取十余株，细视其体态，参差高下，倚山靠石而栽之。或用昆山白石，或用广东英石，随意叠成山林佳景。置数盆于高轩书室之前，诚雅人清供也。”它显然和我们现在所称的盆栽、盆景、石附相似。

但清朝当盆栽兴盛之际，曾出现一些投机谋利之流。如盛枫古风诗云：“三春截附枝，屈作回蟠势，蜿蜒蛟龙形，扶疏岩壑意。”“售之以兼金”，“末久倏憔悴”。这种盆栽给盆栽艺术带来不良影响。继之，又出现不少怪现象梅花盆栽。正如龚定庵《病梅馆记》所述一样。后来，周瘦鹃的《盆栽趣味》书中也说：某些地方“每一株小型的树，又往往将顶上的枝条扎成太极图式，虽说是特别加工，其实并不讨好。例如扬州的盆梅，往往把主干打个结，叫做‘疙瘩梅’，正与旧时苏州的‘屏风梅’，安徽的‘蛇游梅’一样。这样的矫揉造作，我认为是要不得的。三十年前，我曾在淞园里参观过—个杜鹃花展览会，见每一株杜鹃，都扎得圆圆的，象小圆桌模样。”这时闽南盆栽也出现“扎字榕”、“象形榕”等。但是，盆栽与其他艺术品的鉴赏一样，都有识者与不识者，而不识者却以为新奇，盲目附和，盆栽艺术舞台一时塞满奇形怪状的作品，正派作风反被掩盖，盆栽盛况一时趋于下降。同时由于朝廷腐败，经济衰落，这时日本盆栽和花盆乘机输入。日本的《盆栽大观》也曾叙及。直至三十年代厦门、福州等地尚流传日本盆栽和花盆不少。

(三)复兴与革新时期

清末，正派盆栽家积极进行复兴与革新。日本盆栽输入我国，带来了日本盆栽风格，这时日本盆栽已经颇有进步，他们的“美术盆栽”继承苏杭盆栽并有所改进，他们的“自然盆栽”也有某些可取之处，厦门盆栽颇受其影响，为复兴与革新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清朝光绪年间，苏州有盆栽专家胡焕章，曾用山中老而不枯的梅树，截取根部的一段，移作盆栽，随用刀凿雕琢树身，变作枯干，略缀苔藓，苍古可喜；枝条大半删去，有只留二三枝的，听其自然发展，不加束缚。这就与龚定庵所说的病梅截然不同，它是利用植物的树皮伤口可以愈合的规律，大胆地创新雕塑技巧的。其后厦门、漳州等地就带有这样的手法。

二十世纪初，首先是广东人选用建茶、雀梅、七里香、榆树等为主要树材、宜于剪截；采取了“蓄枝截干”方式，而布局构形，亦尚自然，后来形成为岭南派，亦称南派。

苏杭等地也努力恢复了宋、元、明的优良传统，克服了“屏风梅”、”六台三托”等作风，改进了攀扎整剪技术。被称为苏杭派、亦称北派。

厦门盆栽爱好者在淘汰了扎字榕，象形榕之后，恢复继承苏杭的优点，迨五十年代，由于国家对园林艺术的重视，园林管理部门致力发展盆栽，于是盆栽爱好者队伍不断壮大，为厦门盆栽的革新打下了基础。

厦门地处东南沿海，南北盆栽技术交流不息，盆栽爱好者认真研究历史，追溯根源，大胆地探讨岭南、香港盆栽革新的作风，同时有分析地借鉴日本的两种盆栽发展过程中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从而汇集盆栽技艺于一炉，独树一帜，形成了厦门盆栽风格。在观点上主张盆栽是美的自然树在盆盎里的再现，而不仅是一般自然树的缩影；既有培育塑造的艺术气息，又宛若天生自然：在取材和塑造上，则选用榕树为主，同时也用榆、柏、雀梅、槭、水杨梅等树，采取“以培育为主，剪裁与调整相结合，对不同树木用不同方法塑造”，这样一套比较全面的技术。塑造的形式也较多，除具有立式、悬崖式、曲立式、双干式，斜干式等之外，还有卧式、伏式，表现自然树的另一姿态。顶树冠多种多样，既不都尖，也不都平，正如画家黄宾虹所说的“齐又不齐”之意。既有约束，又有豪放；有刚、有柔；有法度、有变化；有气势、有神韵。其姿态或气势奇伟，或娉婷婀娜，或文质潇洒，或老态龙钟，千姿百态。其中特别是悬崖式，能真正体现山野间悬崖峭壁上树木的形态，符合植物生长规律。

厦门盆栽风格的形成是发扬了古老盆栽的优点，又添亡了新的园林艺术智慧，从而博得人们的好评。